中国美院的历史已近九十年，其学术脉络，总括地说有两条：一条是林风眠先生倡导的东西融合之路，一条是潘天寿先生开创的传统出新之路。正是这两条道路彼此相照，互为激荡，形成学院学术上的深度交汇，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在东西之争的大格局中，中国美院始终承担着继学开今的创新使命。地缘性的纷争，时代性的畸变，相叠相生。东与西、古与今、雄与秀揉捏在一起，锤炼成多元趋新的勃勃生机，积蓄成生生不息的学术追求。
潘天寿先生的传统出新思想是经过长期磨炼与淘洗而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潘先生鲜明地提出了东西文化的双峰思想，以高度的自信、宽广的视野，把握民族绘画汲取众长、必要增高阔的要义，告诫“失去独立风格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他的警惕“削峰拉平”之说不唯形象生动，更为直至今日诸般表象化、平面化的文化异动现象提供批评的有力话语。“增高阔”则为中国绘画的实质提升提供了一种尺度。这种话语和尺度，既树立起一个文化独立的轴心，又为时代的创造留下拓新的空间。从1924年潘先生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个国画系到上世纪60年代，纵观四十余载的讲坛生涯，在中国画教习的沉浮离断之间，潘天寿先生在中西文化互取所长、双峰峙立的思想背景上，始终独立不拘，既信心满满又忧思孤诣，既独立坚守又激扬主张，自觉抗击各类传统虚无思想和激进变革做法，高高擎起捍卫中国绘画独立性的旗帜，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天地立心立命。潘先生还以他的远见卓识，提出人、山、花分科教学的主张，添设临摹课以提高对传统绘画的认识和技法训练，以明确清晰的教学举措，创造性地建构起极富特色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开辟了一条影响全国的中国画国美之路，亲自培养了一代代杰出的中国书画学子。中国传统绘画在国美的沃土上，在与融合之说互动激荡的过程中，持续地继绝学、存自信、开新篇、立新人，得以史诗般地播扬。潘天寿先生正是这场伟大播扬的顶天扎地的立心者和倡导者。
潘天寿先生的绘画传统很深，时代精神又很强，其核心处是扑面而来的浩然大气。他以特有的扛鼎霸悍的笔法，来内塑诚敬清静的气息，外练刚烈宏大的质感。他的笔墨将清明正直的道德理念与审美意识牵联起来。清明则简，正直则刚，正是这种至简、至刚，往还似赠，兴发如答，吐纳而成他的绘画所特有的浩然大气。一方面，他以草木树石孕养精神的操守；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人格在草木之上的象征，而用中国的笔法直呈人格兴发的本身。某种中国绘画根植于草木群落的谛念与灵心，在潘先生的绘画中，还原成寂静而宏博的气息，凝聚起东方绘画最为感人的力量。
潘天寿先生用巨石磊磊在画面上造险，又用草木莘莘在石上破险，铸炼墨线的钢浇铁铸的力量。中国民族某种至为刚烈的气息，诞生在潘天寿先生的草木树石的笔头之上。抑或说，这个笔头以草木树石本身的方式，乘着积蓄在他的躯体中的个性能量，挥写出“雷婆头峰”蕴蓄的雄强霸悍，挥写出抗战烽火、丧乱离断的悲怀郁结，挥写出大跃进时代气壮山河的雄强与爆发，挥写出一位伟大诗人郁积在心的殷周之血、铁石之身。与此同时，这铁石之身却不强为，只在微机处点石成金，以极简的方式，来完成磅礴吐纳，得入禅画一味、道技一体的境界。在同一个时代中，没有哪一个画家像潘先生那样赋予笔墨以如此浩瀚的骨气，在这气势之外又如此接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天心道境。
潘天寿先生曾言：“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作为中国画和书法现代教育的奠基者，潘天寿在西风东渐中力挽狂澜，以宏博的视野、坚定的毅力，建构起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得以教习与传承的人文系统。他“两峰挺立”的艺术与教育思想久久地涌流在中国美术学院的精神血脉里，铸就了中国美术学院独特的学术灵魂与使命——实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化、当代活化与提升。
一个民族需要怎样的艺术教育？是不是培养一些画家，附庸风雅就算？当然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是树立一个心灵，就是张载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艺术教育要树立文心，要培养一批人，通过这些人把这个文心向社会发散出去，传播给一代青年。潘天寿先生一生所做的正是立心的工作，他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教育家。